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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根改變了中國的“指揮棒”

    2020年07月02日 14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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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從1978年開始,江西省南昌市蓼洲街社區的甘福保老人,都會在高考結束后,到江西省高招辦買試卷。這個堅持了近40年的習慣,是甘福保向高考致敬的獨特方式——1978年,30歲的他,被高考改變了命運。

      歷史發生時,往往波瀾不驚。1977年8月,鄧小平同志召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,在聽取了査全性等專家的建議后,鄧小平當場拍板,從這一年開始恢復統一高考。盡管那時,自上而下誰也沒準備好。

      高考閘門重新開啟后,人才如洪水般涌出。1977年高考,報考人數多達570萬,而那時的中國,甚至連這么多人的試卷紙張從哪來,都需費一番思量。但從這一年開始,人才上升的渠道,重新回歸到知識改變命運上來。

      一切正如1978年河南文科狀元、作家劉震云所言,如果不是高考,他可能還在搬磚。

      我曾采訪過清華無線電系1978級一個班的大部分人,他們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和全國上下。既有硅谷精英,也有政府官員,既有國家實驗室負責人,也有已開始頤養天年的退休人員。說起高考往事,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感慨,命運從那一個點開始改變。每個人都對那個突然出現的機遇心存感激。

      伴隨著高考恢復的,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也被一把推開。那真是對人才如饑似渴的年代,這群以極低錄取比例進入大學的精英,被舉國上下視為“天之驕子”。改革發展的事業有無數缺口需要填補,每個人只要懷揣真才實學,就一定能找到施展的天地。

      高考這根“指揮棒”的用處,怎么形容都不為過。它讓全國上下的小學、初中、高中生安心學習知識,十年寒窗,瞄準高考一役。它為中國大學選拔了最為合適的年輕人,等他們在高校完成深造,便可投身改革發展的大潮之中。

      時光流轉,40年間高考本身在不斷變化。從計分方式到考試時間,從考試科目變化到自主命題增加,高考的變化本身,折射著中國社會教育理念的發展變遷。讓人欣喜的是,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日趨完善,大學數量增加,高考錄取的殘酷程度在逐年降低。這與其過去的精英選拔并不沖突,中國需要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,高考的本質不是擋住誰,而是想為高校找到最合適的學生。

      每年夏季,高考都牽動著全民的心。高考房、高考蛋糕、狀元粥……形形色色的方式,體現著家長和考生們對它的重視。而大部分身處其外的人,也會在高考當天,津津有味地討論各省的語文作文,甚至還有人會“技癢”,親自上手寫一寫。

      中國的快速發展,讓人們越來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。它不再是獨木橋。如今的學生,甚至可以選擇用高考成績申請一些海外大學;高考本身,也在考慮改變過去“一錘定音”的形式,綜合考慮學生的素質;自主招生等也豐富了高考的形式。

      中國的快速發展,也在為高考不斷提出新的命題。這個時代需要什么樣的人才,如何實現教育資源的有效合理利用,如何最大程度上保障城鄉、東西部等的教育公平?作為一根依然強有力的“指揮棒”,高考需要直面這些問題,需要給出最為均衡的答案。

      一晃40年過去,最早參加高考那批人,有相當一部分依然堅守在工作崗位上。中國何其幸運,這40年間大部分經歷過高考的人才,要么正在崗位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貢獻,要么正在校園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準備。

      而高考,還將繼續以它獨有的方式,為中國加油。

      三代人的大學夢(40年的高考記憶)

    蕭園(1981年參加高考,考入北京大學)

      蕭園是筆名,原名為蕭愛華,現為中國衛生計生年鑒執行主編。蕭園清晰記得,1981年7月7日,安徽省宣城市旌德一中的一間教室里,還在守孝期而蓄著長發的他雙手合于胸前,默默祈禱高考順利,以不負父母在天之靈。

      二十多天后,鄰居從鄉里給他帶來口信,讓他聽廣播通知。在晚間播報的一大串過線考生的名單的最后,他激動地聽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
      “高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,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、幸運者。”蕭園表示。人生道路雖然漫長,但是關鍵的轉折點往往只有幾步。

      當年的復習迎考緊張而艱苦。飲食上也沒有什么“高考小灶”,只是咸菜當家。“有一罐子辣椒醬,太辣了,竟吃了四十天,三餐都靠它。”現在回想起當年滿嘴是泡的“慘狀”,蕭園還是忍俊不禁。

      緊張的復習時間、艱苦的復習條件,對于蕭園來說并不算什么,“最讓我痛心的,是考前三個月,母親溘然長逝了。”

      母親去世前,最后的遺言是“不要告訴蕭園,別影響了他高考復習”。

      蕭園的外祖父盧光樓曾就讀于北京交通大學,1923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,參加了著名的北伐戰爭,1927年在南昌起義時犧牲。母親盧前瑛曾在合肥女子中學求學,抗戰爆發被迫輟學。蕭園的兩個哥哥,因為父親“成分”(“工商業兼地主”)不好,小學畢業了就回鄉務農。或許正是三代人坎坷的求學經歷,盧前瑛對小兒子的上學機會分外珍惜。

      蕭園最終沒有讓親人失望,他以安徽省文科第五、徽州地區第一的優異成績,被北京大學錄取。1981年的高考,全國報考人數259萬,錄取28萬,錄取率為11%。而安徽省的錄取率還不到3%。

      從北大畢業之后,蕭園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擔任編輯。之后又當起“史官”,負責編輯國家衛計委所屬的中國計生年鑒(現為中國衛生計生年鑒)。

      多年以后,回想起那個蟬鳴陣陣的夏日,蕭園印象最深的還是“緊張”——“那是農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啊”。

      (華熠采訪整理)

      和學生一起進考場(40年的高考記憶)

    肖復興(1978年參加高考,考入中央戲劇學院)

      如今已是一位著名作家的肖復興,在1978年的春夏時分,正處于緊張的狀態之中。

      短短數月之中,這個高三畢業班的語文老師,參加了兩次高考,先后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招生考試和全國普通高考,更為重要的是,時年31歲的他,當時正處于中央戲劇學院招生年齡的上限,如果考不上,他可能將永遠被拒之門外。

      “我知道機會不可能像夏日樹上開的花朵一樣,開完一朵接著還會有下一朵。”在肖復興的眼中,高考的往事歷歷,卻像曠世一樣久遠。

      在這之前,肖復興與高考,已經兩度失之交臂了。

      第一次是1966年春天,中央戲劇學院的兩位老師來到他所在的中學,請學校推薦適合他們學院的學生去參加考試。學校推薦了肖復興。“我見到了這兩位老師,在他們的指引下,我第一次走進那藏在棉花胡同里的紫藤蘿掩映的校園。接到錄取通知書就要入學了,‘文化大革命’降臨了,一個跟頭,我來到了北大荒。”

      第二次是1977年,恢復高考的第一年,當時一切都太匆忙了,等肖復興知道消息的時候,早已錯失時機。

      好在1978年,他抓住了機會,想在最后的機會再次考入中央戲劇學院。“誰想到教育局通知,此次報考大學,凡在校教師只能報考師范院校。這無疑是當頭一棒!我已經報名并準備復習考中央戲劇學院了,況且這是我第二次考這所學院。我一再申明這個理由,并下定決心先考再說。”

      為了保險起見,肖復興在隨后的夏天,和他的學生們一起,又參加了一次普通高考,報的是北京師范大學。“我想不管怎樣,我肯定能考上一所。”為此,已經31歲的肖復興,開始突擊自己最薄弱的數學,從中學教研組借來中學期間的數學課本復習,“我考的還不錯,數學這科只錯了最后一道幾何題,扣了25分,其他一題沒錯,最終考了個全區第一。”

      最后,學校同意肖復興去中央戲劇學院報到,并讓他帶著工資入學。“那時我們這所中學的老校長是西南聯大畢業的一位教育家,他只要求我報到之前和年輕的老師搞一次座談,我到現在還記得他握著我的手,望著我的那慈愛的目光。”

      高考時,肖復興寫作考試的題目是《重逢》,“像是有著命定的成分似的,我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后沒幾天,分別與十二年前曾經到我們中學招生的那兩位老師重逢。”

      重逢的代價,是青春。“我的高考,畢竟遲了十二年。對于今年馬上就要步入考場的同學們,我希望你們珍惜,把握好機會,爭取考出好成績,不負青春!”肖復興說。

      (本報記者 葉曉楠采訪整理)

      高考并不意味著一切(40年的高考記憶)

    許冬生(1995年參加高考,考入汕頭大學)

      中國政法大學教師許冬生的家鄉在浙江省溫州市。1995年,她迎來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“大考”——高考。1995年,全國尚未開始擴招,因此當時考大學的錄取比例要比現在低,考生壓力也就不言而喻。很多人只要有高考的機會,就會拼盡全力。

      為了備戰高考,許冬生身邊不少同學常常凌晨5點就起床讀書。天未亮,教室里就已經陸陸續續有同學進來讀書。直到第一堂課鈴聲響起前,教室外的走廊上、大樹下,全是學生讀書的聲音。為了爭分奪秒多做幾道題,很多人常常在晚上10點宿舍熄燈后,拿出手電筒在被窩里看書。等到11點查房結束,大家又鉆出被窩,點燈繼續夜讀,常常學到次日凌晨的一兩點。

      1994年,全國37所重點院校試行并軌制收費,逐步建立起“學生上學自己繳納部分培養費用、畢業生多數人自主擇業”的機制。從此,漸漸地,學生要自己掏錢讀書,國家對大多數人也不再分配工作。即便如此,高考熱度依然不減。

      但社會上對高考的態度也在變得多元化起來。上世紀90年代是溫州制造業飛速發展的黃金期,大量的個體戶由此發家致富。許冬生說,“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論調叫做‘讀書無用論’,說什么‘做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’等,但是,整體上而言,大家對于高考還是很重視的,正是有了高考,許多人才有機會繼續深造,體驗不一樣的生活。”

      那么,沒有參加高考與高考落榜的同學最后怎么樣了?

      許冬生說:“很多高中成績平平,高考也考得不是很理想的同學,現在也非常出色。好幾個同學現在自己辦企業、做經營,在自己的領域已經小有名氣。還有一些高考落榜后選擇復讀,再去學習、再去考研的也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職業。所以,我覺得高考雖然神圣,但并不意味著一切。”

      (潘蔓玲采訪整理)

      找到生活新起點(40年的高考記憶)

    邵洋(2008年參加高考,考入北京交通大學)

      邵洋,目前是中建三局某超高層項目專業負責人,曾參加過兩次高考,還參與了國慶60周年閱兵式。今年是他來到北京的第九年,也是他步入社會的第五年。

      回想起他的高考,邵洋的神情略顯復雜。

      2007年夏,邵洋剛剛結束高考,縱使他生活的小城市異常悶熱,也無法阻擋他對未來生活的向往。然而,現實卻將夢打碎,邵洋僅以5分之差,與理想院校擦肩而過。

      邵洋不甘心去讀二本學校,也不愿意放棄自己堅持了3年的夢想,經反復思量,他選擇了復讀,這意味著他要重回高中,再奮戰一年。

      “那時候,我調整好自己的心態,不像第一次總復習時那么‘兵荒馬亂’了。”邵洋說。

      2008年,吉林省高考錄取政策發生了變化,實行考后填報志愿。新政策的實行,穩定了邵洋高考前那顆不安的心,他心無雜念,全力備考,最終考了639分,比之前提高了40分。

      和家人、老師幾番商量后,邵洋鄭重地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最初的夢想——北京交通大學。一個月以后,他如愿收到了北京交通大學的錄取通知書。

      “高考前,我在一個小城市生活,每天兩點一線,生活圈子小,接觸的人也比較少。”邵洋說,“高考后,我一人來北京讀書,這是生活的新起點。2009年,我作為北京交通大學的學生代表團中的一員,參加了國慶60周年閱兵式。當我所在的交通運輸方陣齊步走過天安門時,那股心頭涌上激動之情,難以名狀。”

      目前,忙碌的工作令邵洋倍感充實,他所在項目順利開工,一座座建筑平地而起,這些都記錄了他的點滴成長與責任擔當。邵洋感慨道:“人生,是由大大小小的節點組成。高考對我而言,是一個很大的節點。它帶我走向外面的世界,把我推上更寬廣的舞臺。而我也帶著夢想拾階而上。”

      (陸怡彤采訪整理)

      高考是奮斗的見證(40年的高考記憶)

    劉家瑋(2011年參加高考,考入北京大學)

      在劉家瑋看來,北京大學是個無比崇高的地方。初中時因一分之差未能進入本省最好的高中,最終選擇回本地讀書,考上最高學府成為他暗自要爭的一口氣。

      劉家瑋讀高中時自主招生剛剛起步,雖然新穎,也有準備周期長、輾轉多地考試等問題。“我當時在學校總是排第二三名,看到自主招生的機會,就義無反顧地準備了。”靠著自己的備考節奏,劉家瑋在獲得自主招生加分的同時,調動了自身狀態,成績開始提升。雖然高考時在最擅長的數學和語文上發揮不佳,但依靠新概念作文競賽一等獎的加分,劉家瑋順利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。

      進入大學后,劉家瑋作為志愿者,已連續4年參與北大吉林省招生組工作,提供報考咨詢,協商志愿調劑,這些經歷使劉家瑋成為一批批考生“命運的見證者”,也不斷喚醒他的高考記憶。

      “高考就像一個大型游戲,有著清晰的目標和明確的反饋機制。大家遵循單一的邏輯,拼命在篩選機制中提高被選中的幾率。那時我經常讀康德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,就是為了確定簡單生活的意義。”劉家瑋說。

      大學期間,劉家瑋繼續文學創作,擔任文學社社長;學習成績優秀,順利保送研究生;參與學生工作,擔任中文系研究生會主席。“學術、學工、社團、實習,所有這些事情我都做過,但很難有全力以赴的感覺。”劉家瑋反思,“高考為高中生活帶來唯一的‘正確’,可以為之心無旁騖。而到了大學,生活中布滿了‘未選擇的路’,如何規劃成了問題。”

      “我要感謝高考,感謝當時不遺余力地付出。”對劉家瑋來說,自己是高考的幸運兒,高考是他人生前20年奮斗的見證,也是今后生活的背景和起點。

      (張帥采訪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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